神舟十六号乘组安全着陆 桂海潮家乡掌声如“潮”

双方治安管理法制各具特色，有值得彼此借镜相互学习之处，亦均有检讨改进之空间，有必要做更进一步比较分析，以供参考。

[12] 宪法最终的规定仍然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所以，将人权条款写进宪法，本身也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来记载和巩固我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取得的成果。

[1]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要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宪法修改的结果不是这样。  二、人权入宪的方案设计 在人权入宪成为各方面共识的同时，遇到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宪法中表述人权条款。[19]这句看似普通不过的话，却对宪法中人权位置条款的具体设计做了清楚的表述。比如，在6月6日吴邦国主持召开的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法学界的李步云、王家福、夏勇、陈光中、应松年等教授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如果在这一款之后加进人权条款，意义也并不突出，无非是限定宪法所指国家尊重和保障的人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权，即不包括外国人的人权。比如，前述2003年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修改宪法建议，就主张写入总纲的第5条，以表示我国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纳入了法制轨道，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部分。主任将该决定起诉到州地区法院，但是起诉被驳回，因为法律中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对行政法官决定提出挑战。

社会保障行政法官举行的听证与其他机关的行政法官举行的听证是不同，后者在本质上讲是对抗性的(adversarial)，而前者则是非对抗性的、探究式的程序，其中申请者并无法律顾问，政府也没有相应的代表。主观不服从行政法官用以发现证据的命令将面临着承担某些申诉费用的风险。(15)行政法官审查申请，举行听证，向医学与职业专家咨询，寻找更加详细的事实证据，接受或者拒绝申请。更有人认为目前中国就是应该强调机构独立，专业性的问题可以随后再议。

在内部模式、混合模式之下，行政法官的决断均是建议性的，但在外部模式之下，行政法官的判断成为最终决定，而且行政机关失去了法律上的申诉机会，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提升了独立性、效率与准确性。  六、结语 行政法官被称为隐藏的法官，独立性、专业性的问题备受学界与实务界的长期关注。

当然，行政法官的意见与法律助手的意见在运作时还是有重大区别的，即司法审查时行政法官的意见会成为记录的一部分。不过，赋予行政法官以最终的决定权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相比法律助手模式，行政法官仍有较大的权力。行政机关对于专业性的要求一直是单个首长负责制、委员会制所关注的问题。

与美国情况类似，中国从制定《行政诉讼法》至今，一直就存在着设立行政法院的建议。  摘要:  行政法官是美国行政法体系较为独特的职位与现象，他们每天通过听证的方式处理大量的行政纠纷案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来源：《法学论坛》2014年第2期。因此，更为极端的是将行政法官的集中使用制度转换为行政法院模式。

依据法律授权签发传票。(18)总之，基本职能有两项，一是主持听证，另一项则是作出初始或者建议性的决定(initial or recommended decisions)。

(65)本文对美国联邦与州层面行政法官的运作及其新发展进行介绍，特别侧重于机构独立与专业判断两个层面，应该讲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正好是行政救济制度设计的核心要素，中国的行政救济制度如何发展与完善，也必须重视考量这两个核心要求的要求，尤其是从中国行政、司法运作现状出发思考规划，更是我们在做任何创新之前就必须认真对待与研究的课题。在联邦层面，现行制度是妥协的产物，而各州层面则不断推陈出新，有的州甚至以行政法院命名机构独立的行政法官组织，体现了美国人对行政过程、行政复议、行政救济等理念的独特认识，背后的思维逻辑值得中国在完善行政救济制度时加以关注。

(54)而且相关的数据也表明，行政机关的审查并不会被滥用，而行政法官的最终性也无法缓解诉讼者的不满。不过行政法官隶属于行政机关时，聘用的行政法官曾经大多都是以前的雇员，熟悉业务但可能会造成偏见。诉讼数据也表明行政法官的决定也存在类似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问题。最近还有一些州(如北卡罗莱纳州)试图通过立法来扩展行政法官的最终决定权及范围。一些州将最终决定权赋予给了行政法官，(37)典型的例子正是前述的路易斯安那州。1972年文官委员会将听证审查官的名称改称为行政法官。

在开始陈述的时候，行政法官会对自己在伤残听证中的角色进行解释，他或她会告诉申请者自己的薪水由人事管理委员会来付而非社会保障署，所以具有公正性。之所以也称该模式为混合型的模式，是因为美国在传统上并无行政法院制度，现实中运用情况是混合了行政机关、行政法院等机构的传统角色与功能，那么行政法官的作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美国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指出国会最初将裁决行为授权给非司法机关的意图就在于要利用这些机构的专业性，以不太正式或不太昂贵的方式实现纠纷解决，在规制与福利项目中实现决定的一致性、减少内部争议。

(38)该州公务员部下设行政法司专门雇用与管理行政法官，行政法官不再由所服务的行政机关管理，除非有法律规定，否则在裁决案件中由行政法官颁布最终的命令或者决定……行政机关无权推翻这些命令或者决定。华盛顿州对特殊教育有最终决定权。

(17)其主要权力与义务规定于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c)节。在此模式之下，复审法院对行政首长与行政法官之间不一致的采信取决于他们对事实、法律或政策问题的认识。

有些州的解决办法是根据各自特长在行政法官与行政机关之间重新分配权力，让行政法官对事实具有最终决定权，而让行政机关对法律、政策以及最终结果具有决定权。(23)总之，虽然行政法官附属于行政机关，并不具有独立的机构与组织，但是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专业与实践经验，联邦的行政法官们既可能是记录的形成者，也可能是最终决定的作出者，更可能成为政策的形成者，通过切实贯彻穷尽行政救济原则，(24)他们将自己的复审角色与行政机关的工作融为一体，通过行政听证与复审，帮助行政机关解释政策、发展政策，真正有效地解决了行政争议。华盛顿州社会与健康服务部对一些特定的福利案件承认行政法官具有最终决定权，而不提交到该部的申诉委员会重新考量。如对那些相对没有技术含量、仅仅涉及两个当事人等不太需要专业知识的行政领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者认为证据性的事实问题对于最终的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要实现公正与准确地发现证据事实，听证审查官就必须独立。联邦国会对建立独立团队的审议，一个有意思的情形是听证中的证据均没有显示出现行政过程的不公正性(国会立法对行政法官有保障，司法对行政法官有尊重两项保障足以解决决定独立的问题)，重要的例外则是发生在社会保障给付领域。

因而有人极端化地讲这是在将行政机关通过裁决的政策制定权如脱衣服一般褪去，进而转移给了州行政法官，以至于法院也会对其尊让三分。此时，行政法官成为独立的决定作出者，就受到尊重的程度而言，行政法官要强于行政机关。

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基于报告中作出的妥协确定了这一职能分立的原则。处理有关程序的请求或类似的问题。

目前，中国学界与实务界有鉴于行政救济制度(特别是行政复议制度)运行不畅的情况，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与德国的经验)，认为应该赋予行政系统自我修正或改正错误的机会，并可以利用行政的专业优势，从而减轻法院的负担，避免过多的争端进入法院，并为审查行政行为的适当性提供充分的机会。有些人认为他们的职能类似州地区法官，并担心这是要为建立行政法院而做准备，如此可能会颠覆该州传统的行政程序。行政法官的集中使用改变了公众对行政裁决的看法，大大提升了行政法官作为事实发现者与决定作出者的可信度。有责任的决定，要求有解释、推理与正当化的装置。

还有学者从比较法的视角来论证建立社会保障法院的合理性，他们指出许多的国家使用社会保障法庭来处理福利给付特别是伤残申请的案件，其作用大致相当于社会保障署的行政法官裁决。不过行政法官的功能仍然极为重要：首先，由于这一独立官员的存在，确保了听证过程中公众对行政机关决定的信心，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被公正地对待。

(22)所以，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来看，它们有时将行政法官比拟为类似于司法法官的职业。然而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岂不知仅仅强调机构独立难以满足行政诉讼对公正的要求，专业性的问题也同样重要，其他配套的问题也同样重要。

实践中，行政机关也会给予行政法官更多的最终决定权。因为福利资格案件多数是对事实的考察，标准相对清晰，而一般认为健康许可决定则是行政机关的重要任务与职业管辖权所在。